社会学家埃里克•霍弗在《狂热分子》一书里指出：仇恨是群体最有力的凝聚剂。而早于他之前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·勒庞则有同样的认知：仇恨这种负面情绪将复杂的敌我关系简化为二元对立，降低协调成本的同时，更能激发群体行动。因此，古往今来的极权者总是会利用这一点不遗余力地进行仇恨教育，压制异见，获取权利让渡。
在苏联近七十年的历史中，政权维系不仅依赖于强力的军事与安全机构，更依赖于一套系统化“仇恨教育”。通过教育、宣传、文化等手段，苏联塑造了对特定对象的敌意与排斥，以维持其对内部的控制。但当这种制造敌人的能力最终变成国家机器的惯性时，苏联政权机器开始不再依赖真实的威胁，而是持续不断地向内、向外“制造敌人”。
列宁时期：
从“阶级敌人”到“文化清洗”
仇恨成为维系统治的工具
十月革命后，为确立统治正当性，列宁及苏俄领导层迅速将社会划分为“人民”与“敌人”。在这一时期，仇恨教育的雏形出现在对“阶级敌人”的定义与宣传中。
展开剩余90%1918年，俄国内战爆发，苏维埃政权将反对派——包括白军、地主、资本家、富农、神职人员等统称为“人民的敌人”。这一标签不仅用于政治动员，也被纳入教育体系。当年，苏维埃政权成立仅数月，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便宣布：“学校不再是知识的殿堂，而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工坊。”这一口号迅速转化为政策。在彼得格勒，教育部门下令清除所有“资产阶级教材”。1919年，彼得格勒第17中学的教师会议记录显示，历史课本中关于“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”的段落被划掉，改为：“亚历山大二世是地主阶级的走狗，所谓‘解放’不过是欺骗农民的骗局。”同时，学校教材还在《粮食征收法令》实施后，将拒绝交粮的农民定义为“富农寄生虫”，学校组织儿童参与抄家行动。喀山省记录显示，12岁学生被要求指认“阶级敌人”，举报亲属藏粮行为可获“小红星勋章”。
1919年，莫斯科“红色教授学院”的建立。该学院旨在培养意识形态干部，教师被要求在课堂上引导学生“识别并揭露阶级敌人的伪装”。次年，全俄教育委员会发布《关于教师政治审查的指令》，要求所有教师提交“阶级出身证明”。出身于神职人员、地主、商人家庭的教师被列为“不可靠分子”。1922年，苏维埃还策划了针对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的公开审判。89名教授、工程师、神学家被指控“勾结外国势力，策划反革命阴谋”。其中最著名的是哲学家舍斯托夫、布尔加科夫等人，虽未直接参与教学，但其著作被列为“毒害青年思想的毒药”。审判全程由《真理报》报道，全国中学组织学生收听广播，教师被要求引导学生写批判文章。莫斯科第5中学的档案显示，一名13岁学生写道：“这些教授想让我们回到黑暗的旧时代，我们必须用红领巾的火焰烧毁他们的书。”
与此同时，仇恨教育从课堂开始延伸至外部威胁。1922年，苏联地理教科书插入漫画：资本家将工人钉在美元符号十字架上，配文“华尔街要吸干苏联的血”。同年苏联成立“少年先锋队”，入队仪式需踩踏印有英美国旗的纸板。
这一时期仇恨教育的直接结果是：社会被高度政治化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被阶级划分所取代，仇恨成为维系统治的工具。
斯大林时期：
仇恨的日常化与“内部敌人”的制造
恐惧的内化与社会原子化
随着工业化与集体化的推进，苏共政权需要更强大的社会控制机制。仇恨教育在斯大林时被制度化、系统化，并与恐怖政治紧密结合。
1931年，苏联《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》明确要求：“学校必须成为共产主义建设的工具。”在这样的要求下，历史教科书被大规模重写。例如，1937年版的历史教材将托洛茨基、季诺维也夫等人描绘为“隐藏的法西斯代理人”，称他们“从内部破坏革命”。其中《小学历史读本（四年级）》，关于“十月革命”的章节写道：“托洛茨基假装支持列宁，实际上却在背后向德国皇帝写信，出卖祖国。”书中配有插图：托洛茨基躲在阴暗角落，手持电报，窗外是德国军舰。而斯大林则被描绘为“列宁最忠诚的学生”，尽管当时斯大林在革命中的作用远不如托洛茨基。
《真理报》《消息报》等官方媒体则持续发布“敌人渗透”的报道。1936–1938年“大清洗”期间，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“人民公敌”的“供词”。而广播节目则反复播放“揭露间谍网络”的案例，营造“敌人无处不在”的氛围。
高尔基接受指示撰写小说《克里姆·萨姆金的一生》，将美国人塑造成“贪婪的资本鬣狗”，刻意编造美国商人密谋毒杀苏联工人的情节；同期杂文称西方民主是“披着文明外衣的奴隶制”，此类作品被列为中学生必读书目。
苏联儿童文学作家阿尔卡季·盖达尔是官方钦定的“红色童话大师”。他的作品《学校》讲述一群农村孩子如何揭露“富农教师”企图毒害学生的故事。书中教师偷偷在牛奶中下毒，被少先队员发现并举报。该书被列为小学必读书目，1935–1940年间发行超过300万册。而另一本广泛传播的儿童读物《小鼓手》讲述一名男孩发现父亲是“反革命间谍”，毅然向内务部举报，最终父亲被逮捕。书中写道：“他流着泪按下门铃，但他知道，对祖国的爱比父子之情更重要。”这本书被用作少先队活动教材，许多学校组织“如果你发现家人是敌人，你会怎么做？”的讨论课。
在如此的推波助澜下，1937年，哈尔科夫第8小学发生了一起“告发事件”。一名10岁男孩谢尔盖·科瓦连科在作文《我的家庭》中写道：“我爸爸晚上常和叔叔说话，声音很低，还烧纸。”班主任将作文上报。三天后，其父与叔父被NKVD逮捕，罪名是“进行反革命密谋”。后来档案解密显示，两人只是在烧旧沙皇时期的地契，以免惹祸。谢尔盖被学校表彰为“警惕的小公民”，但其母精神失常，家庭破碎。多年后，谢尔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我一生都在问自己，那篇作文是不是杀死了我父亲？”
这一事件并非孤例。1937年，全苏有记录的“儿童揭发家庭成员”案件超过1.2万起，其中约40%导致逮捕。
此外，学校定期组织“批判会”，学生被要求公开检举“思想落后的同学”或“家庭背景可疑者”。1937年，列宁格勒第24中学记录显示，一名14岁学生因父亲曾是沙俄军官，被同学集体孤立，并在班级会议上被要求“揭露家庭的反革命本质”。
仇恨教育在斯大林时期达到了心理操控的极致。人们不仅对外部敌人充满敌意，更对身边人产生怀疑。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告密，朋友因一句玩笑话反目。据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，全国有超过200万起“群众揭发”案件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学校、工厂和邻里。
其结果是，苏共通过制造普遍的恐惧与仇恨，成功瓦解了潜在的组织性反抗。社会被原子化，个体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以求自保。仇恨不再是外在灌输，而成为生存策略的一部分。
赫鲁晓夫时期：
仇恨的“科学化”包装
敌人的转换与冷战叙事的强化
斯大林死后，赫鲁晓夫在“秘密报告”中批判个人崇拜，但并未削弱仇恨教育，而是将其转向国际领域，尤其是美国。
1960年，全苏少先队组织“和平火炬”活动。数百万学生参与游行，高举标语：“打倒美帝国主义！”“核战争的罪魁是华尔街！”这些活动被电视直播，成为全国性的仇恨动员。
同时期，苏联教育改革后，学校增设“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”课程，内容聚焦于“美国的侵略本质”。1961年版《十年级政治课教材》中，关于“资本主义国家”的章节长达60页，标题为《美帝国主义：世界和平的头号敌人》。书中列举“美国罪行”：“在朝鲜，美军用细菌武器杀害平民”；“在越南，美军向儿童投掷凝固汽油弹”；“在美国，黑人被私刑绞死，工人每周工作80小时仍饿死”。这些说法大多夸大或失实，但被当作“科学事实”教授。教师手册明确指示：“不得允许学生质疑美国问题的严重性。”
于是，1962年，明斯克第14中学组织的“美国周”活动中，人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奇观：周一，观看纪录片《美国的贫困》（实为苏联拍摄的摆拍影片）；周二，学生扮演“被剥削的美国工人”，在课堂上演“罢工被镇压”的情景剧；周三，美术课绘制“山姆大叔吸血图”——山姆大叔化身吸血鬼，吸吮非洲与拉丁美洲儿童的血液；周四，少先队会议，讨论“如果美国发动核战争，我们该如何反击”；周五，全校集会，焚烧美国国旗（仿制品）。一名参与教师后来回忆：“孩子们真的相信美国孩子吃不饱饭，而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儿童。”
当然，聚焦美国之外，苏联也没有忘记对“修正主义敌人”的清除。1964年，苏共中央发布《关于加强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决议》，要求“警惕现代修正主义的渗透”。1965年，基辅大学哲学系讲师伊万·马尔科夫在课堂上引用南斯拉夫哲学家普雷列维奇的观点，称“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模式”。一名学生向克格勃举报。三个月后，马尔科夫被开除，流放至中亚教中学。他的课程被替换为《批判铁托叛徒集团》专题，学生必须背诵：“南斯拉夫是帝国主义的走狗，铁托是斯大林的叛徒。”
勃列日涅夫时期：
沉默的服从与制度性遗忘
停滞中的“选择性记忆”
勃列日涅夫时代，意识形态趋于僵化，仇恨教育也进入“仪式化”阶段。虽然公开的仇恨教育减少，但苏共仍然通过“选择性记忆”维持敌意。
每年5月9日胜利日，学校组织学生背诵《阵亡者名单》。但名单仅包括红军战士，不包括被处决的将军（如图哈切夫斯基）、不包括死于古拉格的政治犯。1975年，列宁格勒一所中学的历史教师尝试在课堂上提及“1937年红军高级军官被清洗”，立即被教育局警告：“这会削弱青年对军队的信任。”
1978年，新西伯利亚第21中学，一名学生在图书馆找到一本波兰出版的《二战真相》，其中提到“苏联在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”。他在班级讨论中提出疑问。班主任上报后，该书被没收，学生被叫家长。校方召开大会，校长宣布：“波兰资产阶级捏造谎言，污蔑苏联红军。”该生被调离重点班，后来未被任何大学录取。
而对持不同政见者，苏联则奉行“去人化”宣传。1970年代，萨哈罗夫被官方媒体称为“西方的科学奴隶”，索尔仁尼琴是“精神病人”。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后，《真理报》刊登长文《叛徒的下场》，称他“像狗一样被西方收留”。许多学校组织学生写信给报社，表达“对祖国的忠诚”。
1979年，塔什干第6中学，因发现一名教师藏有索尔仁尼琴《伊万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手抄本，全校开展“反自由化教育”。学生被要求写下“我最痛恨的三种思想”，统计结果显示：“西方自由”“宗教迷信”“个人主义”位列前三。此后，该教师被开除，其子女被禁止加入少先队。
戈尔巴乔夫时期：
真相洪水与仇恨的崩塌
深信的“敌人”其实是无辜者
戈尔巴乔夫推行“公开性”政策，打破信息封锁。长期被压制的历史真相开始浮现：大清洗的受害者名单、斯大林的罪行、经济失败的根源。
1987年，作家弗拉基米尔·沃伊诺维奇的小说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在《新世界》杂志连载，首次揭露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细节，全国学校掀起讨论热潮。同年，苏联电视台首次播出关于古拉格的纪录片《帝国的代价》。无数观众震惊于自己曾深信的“敌人”其实是无辜者。
次年，莫斯科中学的历史教师安娜·彼得罗娃决定讲授“真实的斯大林时代”。她展示古拉格地图、大清洗数据、卡廷事件证据。学生反应激烈：一名学生哭着说：“我祖父说他是英雄，可档案说他告发了同事……他是坏人吗？”另一名学生愤怒：“为什么我们被骗了这么多年？”
此事被家长举报，彼得罗娃被停职。但类似事件在全国蔓延。1989年，苏联教育部被迫允许使用新编历史教材，首次承认“肃反扩大化”“民族强制迁移”等事实。
当“敌人”被证明是虚构的，仇恨便失去了道德基础。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，一名莫斯科高中生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我们从小被教要恨敌人，可现在发现，最大的敌人是谎言本身。”
仇恨教育，政权维护的核心机制
苏联的仇恨教育并非偶然现象，而是政权维护的核心机制之一。它通过以下路径运作：
敌人建构：不断定义“他者”——无论是阶级敌人、外国势力还是内部叛徒，以转移社会矛盾；
教育渗透：将仇恨嵌入课程、教材、教师培训与学生行为规范；
社会动员：利用媒体、文艺、群众运动强化敌意，形成集体情绪；
恐惧内化：使个体主动参与揭发与自我审查，实现低成本控制。
仇恨教育的短期效果显著，在斯大林时代，它帮助政权渡过内战与工业化危机；在冷战时期，它维持了社会凝聚力。但长期代价巨大，它摧毁了社会信任，扼杀了批判性思维，最终导致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。
而当一个政权依赖仇恨来维系自身，它便不得不持续制造敌人。而一旦敌人被证伪，政权的合法性也随之崩塌。苏联的结局，正是这一逻辑的必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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